新见秦刻石书刻风格再探讨

图1岳麓秦简《芮盗卖公列地案》（局部）

图2秦文字所见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结字方式举例

2025年6月以来，发现于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的秦刻石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历史学、考古学、语文学、地质学、书法篆刻等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

时隔一年，学界在尕日塘秦刻石的真伪问题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部分学者从书刻风格角度提出的若干疑问尚未得到解释，有鉴于此，笔者冒昧献曝，以期就正于方家。

新见秦刻石篆文并非唐宋玉箸篆

有观点认为，新见秦刻石在风格面貌上与其他秦代石刻大异其趣，而与唐宋时期以李阳冰篆书为代表的所谓玉箸篆同一机杼，故不应被认定为秦代石刻。(《谈“昆仑石刻”涉及书法史的一个常识性问题》，《光明日报》2025年8月4日)

持此主张者，以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为秦代石刻篆文的基准，认为它们“线条并非等线体，而是有起收笔动作”“结构有动势，并非字字平正均匀”，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可疑之处在于不具备这些特点。在笔者看来，以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作为参考系似欠妥当。我们现在所见知的泰山刻石，主要有安国本、二十九字本、《绛帖》本三种版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容庚先生就已雄辩地指出，安国本和二十九字本均非秦刻原拓，而是以宋人的摹刻本为底本的翻刻。（《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第17期）后来，此说经裘锡圭先生从字形角度补充论证，已为文史学界普遍接受。（《文字学概要》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绛帖》本虽然字形基本可靠，但毕竟经过摹刻，其笔画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秦刻原貌，恐怕也需要谨慎考量。至于琅琊台刻石，尽管其原真性无可置疑，但由于历史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石面遍布泐痕，字口复经剔洗，其面貌已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即使面对现存最早的明末清初拓本，我们也只能窥知其体势之大略，而难以从斑驳不堪的字口中，准确地辨识线条的“起收笔动作”。因此，仅据饱经沧桑的琅琊台刻石，来概括秦代石刻篆文在书刻风格（尤其是笔画形态）方面的普遍特征，未必能准确。

下面讨论尕日塘秦刻石的书刻风格与唐宋玉箸篆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二者的相似度并不高。结体上，尕日塘秦刻石多取欹势，唐宋玉箸篆则以平正、对称为尚；章法上，前者错落，后者整饬。二者的相似之处仅有一点，即笔画中段多均匀纤细、起收多不露芒角。但是，就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秦系石刻文字而言，除了那些比较随意的刻划以外，多数都具有笔画中段均匀纤细、起收不露芒角的特征，如石鼓文、阎良刻石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现象是由当时的凿刻工具和工艺决定的。（《用刻字法为“昆仑石刻”断代》，《光明日报》2025年7月14日）换言之，尕日塘秦刻石与唐宋玉箸篆在笔画形态上存在相似之处，并非不合理的现象。退一步说，即使它各方面都与唐宋玉箸篆相似，仍然不足以说明它一定不是秦代之物，因为“玉箸篆”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基于唐宋间人对李阳冰书风及在李氏书风影响下重刻的《峄山碑》的认识，同时也与彼时人们目验真正的秦代石刻篆文的经验（如宋人江邻几、刘跂都曾亲访泰山石刻，并制作拓本在同好间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刻石篆文非关“魏晋新体”

风格比较的有效性与有限性——关于新见秦刻石讨论的艺术史反思

自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秦刻石以来，学界展开了密集且深入的讨论。随着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公布了科学检测结果，学界关于石刻真伪的争议渐趋平息，但如何对其形成准确、客观的认识，并有效地纳入相关领域的知识系统之中，则仍有持续讨论的必要。此外，以论证文字书刻风格为主的艺术研究，亦有成果问世

据一些研究者观察，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中包含“魏晋新体”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结字特征。（《“昆仑石刻”中的“魏晋新体”之疑》，《光明日报》2025年8月29日)我认为，这些结字特征固然习见于“魏晋新体”，但并非“魏晋新体”所独具，它们同样广泛地存在于秦汉书迹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岳麓秦简的部分篇章，如《芮盗卖公列地案》（图1）中绝大部分单字都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点。而具备其中一个或两个特点的秦汉书迹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新莽嘉量的篆书就具有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的特点，秦诏版中一些字则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左低右高的面貌。

“魏晋新体”之疑，乃基于对尕日塘秦刻石结字特征的观察、描述和分析而发，发疑者所举之例包括：“皇”“帝”“车”三字，因“横画向右上方倾斜”而显得左低右高；“陯”“将”所从的“阝”旁和“爿”旁以及“卯”字，因把小构件挤在竖画的上半而显得重心上提；“里”“车”二字压缩其中的“田”形，“药”下部的“乐”在压缩上部左中右结构的同时拉长底部中竖，“帝”字压缩中间部分而使左右呈裙摆状，皆中宫收紧之表现。在发“魏晋新体”之疑者看来，上述几种书写习惯“基本不大可能出现在秦人笔下，相反更类似一位平日惯常用楷书书写的后人写篆书时，仍情不自禁地受到楷书结字影响的结果”。

“魏晋新体”之疑所据字例多属常用字和常用偏旁，想要在秦文字资料中检出它们的各种写法并非难事。只要稍作查阅即可发现，在诏版、陶文、玺印、简牍中，秦人把这些常用字和常用偏旁写成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列表如下，以备参考（图2）。

大量出土的先秦秦汉书迹表明，“魏晋新体”所见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结字特征，并非魏晋之际的善书者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在先秦秦汉时期早已普遍存在的各种文字书写样式中，选择性地进行继承和发扬而已。

书刻载体和使用场合不应混为一谈

还有研究者从秦代书风与场合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认为尕日塘秦刻石篆文作为石刻书迹，如果确出自秦人刀笔之下，就应该像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那样庄严、郑重、典雅。（《书风与场合：“昆仑石刻”的破绽》，《光明日报》2025年7月11日)

秦汉书迹的书刻风格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使用场合，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场合和载体是两码事。把一个文本刻在石头上，并不意味着它必将像琅琊台、泰山、峄山诸刻石一样，是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根据琅琊台、泰山、峄山诸刻石的文本内容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中的相关记载，在琅琊台、泰山、峄山等地立石刻铭的行为，作为秦始皇东巡过程中与封禅、祭祀等活动相配套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和礼仪功能，其主要意图是“颂秦功业”“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在当时新纳入国家版图的土地上宣示主权。

然而，并非所有秦代刻石都具有如此厚重的政治意涵、如此复杂的礼仪功能。例如，近年新出土的阎良刻石作为建筑构件，上面所刻的铭文仅有标记安装位置的作用，而不具有政治、礼仪层面的作用，因此，其风格面貌就与琅琊台、泰山、峄山诸刻石大异其趣，章法纵横错落，笔画圆转少而方折多，秩序感较弱，总体上更接近于手写体。此例亦可说明，对于载体与书风之间的关系，不宜作机械的理解，相同载体上书迹的风格面貌相似度未必很高，不同载体上书迹的风格面貌，也不一定判若江河。

尕日塘秦刻石的性质是什么、其使用场合和所面向的读者是否和始皇东巡诸刻石相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文本内容来看，其性质、功能不同于东巡诸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正如不能用横平竖直、端庄整饬的《曹全》《礼器》诸碑去证伪因势赋形、错落有致的《杨淮表记》，我们同样不能仅凭尕日塘秦刻石的书刻风貌与东巡诸刻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就认定它是后世伪造的。

分析、比对书刻风格是一种传统的书迹鉴定方法，历代学者在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表明，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有足够的可靠样本可供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一个时期内同类书迹的整体风貌。然而，秦刻石存世者不过寥寥，从性质和功能来说，种类也比较单一，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彼时石刻书迹的风貌形成全面、立体的认识。这意味着，对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鉴定而言，分析、比对书刻风格的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需审慎看待。

（作者：陈文波，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陈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