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赵崇华：为何要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国乐？

　　(器械问)赵崇华：为何要确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国乐？

　　中新社成都3月23日电 题：赵崇华：为何要确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国乐？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王鹏

　　中国音乐重情韵，西方音乐重理性；中国音乐极富转变、气象万千，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繁复；中国音乐有线性的写意之美，西方音乐有立体的结构之美……

　　耐久以来，关于中西方音乐异同的探讨不停于耳，“中体西用”照样“西体中用”的争论亦受关注。20世纪，中国音乐家王光祈曾提出要确立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民族之声”——国乐。

　　为何要确立国乐？中国国乐为什么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国乐在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新的涵义？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治理学院院长赵崇华克日接受中新社“器械问”独家专访，对此举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何时？经由了怎样的生长？

　　赵崇华：回覆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音乐与音乐文化的区别，音乐通常指声乐、器乐等视听音乐，重点在小我私人鉴赏层面的音乐；而音乐文化则涵盖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音乐体制、乐技等全方位的文化元素。

　　从中外音乐交流史来看，通常意义的“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可追溯至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乐舞是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重点，音乐家李延年凭证外来乐曲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就是典型例子。

　　经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乐工把龟兹、鲜卑、疏勒、高昌等西域各民族音乐引入中原，并加以刷新后在宫廷演出，胡板、胡笛、胡舞在长安流行一时，释教音乐也传入中国。尤其是唐朝时期，西音大量涌入，仅释教乐舞就达70多种，另有许多外来乐器在中国“落户”。

2011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南山禅寺，僧人演奏汉传佛乐。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但西方音乐文化真正周全、系统进入中国，则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下完成的。音乐理论、乐技、演奏、演唱、音乐教育等以种种形式传入中国，并通过早期新式军歌、学堂乐歌的发生与生上进入通俗老国民的音乐生涯中。与此同时，李叔同、萧友梅、王光祈等中国音乐家以西方音乐审美为参照，探索属于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品质，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生长孝顺智慧。

　　在20世纪初“西乐东渐”的历程中，存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两种截然差异又相互影响的探索。保留中国音乐的人文精神、文化血脉以及融入天下现代文明，是中国音乐家百年来的追求。

　　中体西用的代表是刘天华。他将民族乐器的演奏性能举行现代化刷新，使之能够与现代西方乐器演奏手艺相“抗衡”。现在看来，这方面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好比，在小提琴上演奏的乐曲，改编为二胡曲后，演奏手艺也完全可以胜任。此外他还快要代西方音乐的文体引入中国民乐。现在中国有大量使用西方作曲手艺理论写作的民族音乐经典作品，如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二胡《音乐会演习曲》等。这条蹊径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音乐创作生长的主要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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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琵琶皇后”美誉的章红艳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央演奏《琵琶协奏曲》后谢幕。中新社记者 邱江波 摄

　　西体中用的代表人物是萧友梅、黄自、冼星海等音乐家。这是一条试图将中国人文精神注入西方交响乐队、钢琴、歌剧、芭蕾舞剧等经典西方音乐文体的蹊径。先进们试图确立类似于以柴可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一其中国乐派，以此直接将中国音乐纳入以西方音乐文体为主导的天下系统。这条路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主流，《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都是乐成的案例。

　　若是站在中国文明史的大视野下考察，“多元一体”一直是中国音乐的主要特点。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个性和中华文明融入天下的坚定刻意，决议了传统与现代耐久包容、碰撞将走向常态化。中国音乐还会沿着上述两条蹊径继续前进，当新的经典作品到达量的极致，自然会泛起质的转变，中国音乐新的生长范式会再次确立。

2015年8月，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合唱团在硅谷弗林特演出艺术中央演唱《黄河大合唱》。中新社记者 刘丹 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中西方音乐有何异同？缘故原由是什么？

　　赵崇华：王光祈曾缔造性地将天下音乐划分为三大乐系：希腊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和中国乐系。差异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一定作育差异音乐审美，审美反映在音乐形态上，就可以形成差异乐制。

　　中西方音乐的异同从差其余角度可以有多种谜底，但形成这些异同的缘故原由，如王光祈所言是源于音阶差异。即中西音乐气概迥异的泉源，在于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系统与西方音乐的巨细调音阶系统。

　　中西方音乐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就更为显著。中国音乐的线性头脑与西方音乐的立体化头脑有着本质差异。就像苏州园林和凡尔赛宫的区别一样。移步换景、崇尚自然是东方艺术一以贯之的追求，而西方艺术所出现的逻辑性与思辨性自文艺中兴以来不停强化，成为其显著特征。

　　西方音乐学学科是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确立的。而中国人对音乐的研究，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与现代接轨的同时，继续和生长中国固有的音乐学术传统是中国音乐学必须面临的问题。简朴举例，中国音乐文献学既要引入西方实证主义方式与图书馆学分类系统，又绝离不开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学术研究方式。

　　同时，西方民族音乐学野外观察的研究方式对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1979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团结主持编辑过“五大集成”事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中国学者的民间音乐考察流动，不仅为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而且为人类保留了许多即将消逝的珍贵影象。

　　从人类音乐整体的视角看，差异民族音乐各有特色而无优劣之分。尊重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不应以某一民族特征去权衡和评价其他民族已成为学界共识。在当今天下和社会，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之间“各美其美，尤物之美”，才气到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应有这样的心胸与眼光。

2014年9月，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天下巡演在杭州演出。中新社记者 李晨韵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王光祈以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缔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理想的中国国乐应具备什么特征？

　　赵崇华：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成有很庞大的缘故原由，但一定有些因素是需要的。研究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就是要将这些因素找出来。王光祈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国乐头脑，是确立有中华民族之“民族性”、体现国民精神的音乐。除了来自于儒祖传统与其音乐焦点理念，还来自于他在中西文化对照研究中萌生的音乐理想。

　　当今中国早已走出了百年来积贫积弱的逆境，中国音乐生长所面临的现真相形也发生了伟大转变。新时代的国乐应当顺应和显示这种转变，创作出充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显示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相符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意见意义的作品。

　　没有需要教条地划定什么样的音乐属于中国国乐，钢琴演奏的《平湖秋月》是中国国乐，笛子协奏曲《愁空山》也是国乐。21世纪的今天，有56个民族的中国，正驻足于中华民族音乐及文化传统的基础，建构起民族音乐的系统。只要是显示中华民族精神，相符传统审美特征，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音乐，都属于中国国乐。(完)

　　受访者简介：

　　赵崇华，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治理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学术手艺带头人，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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